就在北京时间 10 月 1 日下午 5 点 30 分，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的James P Allison以及日本的Tasuku Honjo，以表彰他们在肿瘤免疫疗法中的卓越贡献。

评委会给出的获奖原因是：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方面的贡献。

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

新晋诺贝尔奖得主的主要奋斗履历

詹姆斯·艾利森(Gertrude B. Elion)，美国免疫学家。

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学教授。

艾利森主要以对T细胞抗原受体复合体、协同刺激分子受体以及刺激T细胞的其他分子的研究而知名。

他尤其把精力放在搜寻那些引导区分幼稚T细胞的信号，以及那些决定抗原受体的参与是否引发T细胞功能的激活的信号上面。

这些研究可能对指定攻克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策略，以及癌症的免疫治疗有促进的作用。

Tasuku Honjo（本庶佑），76岁，1942年生，日本免疫学家，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，日本学士院会员。现任京都大学高等研究院特别教授。文化勋章表彰。文化功劳者。亚洲百大科学家。

本庶教授因PD-1、活化诱导胞苷脱氨酶的有关研究举世闻名，曾获得首届唐奖生技医药奖、京都奖以及华伦·阿波特奖等重要荣誉。

1942年1月27日，本庶佑出生于日本京都府。为配合父亲的医生工作，童年在山口县宇部市度过。从山口县立宇部高等学校毕业后，考入了京都大学医学部。

大学时代，本庶结识了中西重忠（现知名生化学家）。在父亲与生物学家柴谷笃弘的建议下，本庶进入早石修门下学习。1966年大学毕业后，在京都大学附属医院作实习生。

翌年考入京大医学研究所生理系专攻，早石修门下的西冢泰美是他的博士指导教授。研究生在读期间，本庶同时通过了日本医师国家考试。1975年取得医学博士（京都大学）。

本庶教授建立了免疫球蛋白类型转换的基本概念框架，他提出了一个解释抗体基因在模式转换中变化的模型，1980年至1982年通过阐明其DNA结构来验证其有效性。

1992年，本庶首先鉴定PD-1为活化T淋巴细胞上的诱导型基因，这一发现为PD-1阻断建立癌症免疫治疗原理做出了重大贡献，名列2013年《Science》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。

　　至此，包括Tasuku Honjo在内，已经有26名日本或日本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。

其中，自2000年以来，日本已经有16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（不含日裔美籍科学家）。18年，16人。这个数字着实惊人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何日本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获得如此多的诺贝尔奖呢？

1

 “小国‘众’民”催生强烈的危机意识。

日本国土面积和中国云南省相当，但人口却达1.3亿，并且自然资源相当匮乏，约80%的初级能源依赖进口。这种特殊的国情催生了日本国民强烈的危机意识。

实验室的博士后师姐博士期间在东北大学（日本）联培，她说跟她比较熟的一个秘书手上敲键盘敲得满是茧子，日本人给她的感觉是任劳任怨、做事认真，颇有点像封建小农经济时淳朴憨厚的农民。

曾经有那么一次在研究室通宵，发现对面办公室的60多岁的老教授早上六点就来学校了。周末经常可以在学校看到教授与副教授，甚至按照他们的日常习惯，一般都是忙到半夜2点左右回复当天的邮件。

2

“明治维新”加速现代化进程。

1860年代，日本驱逐幕府将军，推行“明治维新”， 全面学习西方，使日本结束封建制度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方面较早步进入近代文明 。

对比隔岸相望“天朝上国”的“同治中兴”、“百日维新”、“慈禧新政”，便可知“明治维新”对日本近现代工业、科技、教育等发展提供了宝贵时间。

3

重视基础研究，科研经费稳定、充足。

除去以上国民素质和历史两个原因，制度保障同样关键。基础研究贵在长期积累，日本充分保障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，注重长期规划，大力支持缺乏短期效益的基础研究，比如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专项经费支持约占一半以上。

4

对待“错误”的态度

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我第一次参加实验室内的小组会（seminar）。

在组会上，每个人都要汇报近期的工作，将做过的实验和计算结果拿出来，一起研讨。其中，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对待所谓“错误”结果的态度。他们会非常认真地研讨结果错在什么地方，为什么错。但他们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。

失败是成功之母，这个道理人人皆知，日本人真正做到了。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我们往往压制失败，动不动就追责。那么以后，谁还敢去尝试新的东西呢？甚至，谁还敢说真话呢？

上面的故事会，也许多多少少，能告诉我们，为什么 日本的物理学奖如此之多。 

21世纪后日本获得的诺贝尔奖基本都是上个世纪80-90年代的科技结晶，是日本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，对科研进行稳定资金投入的结果。

也许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才可以看得更远。